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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公民党的梁启超，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梁敦彦，在《新民丛报》上连连发表文章，呼吁“重视民权”。

    梁启超提出，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积累，已经到了“关键转折”，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一条道路，也必将决定这个国家，这个民族未来千百年的命运。他认为，国家之强，根基在于“民众之强”，而民众之强，在于民权大兴，人人自尊自信自强独立，而非其他人权力之下的奴仆，如此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强国。

    没有民众之强，没有民权大兴，一切的强盛都如同过眼烟云转瞬即逝，俄国，日本，就是此等例子。

    梁启超表达了对帝国两代皇帝的尊敬与尊崇之后，也谨慎地提出“治国当谋千秋万代之根基，而国家民族之长远未来实赖民权”，而民权的保障，并不能依靠圣君和皇权，靠的是宪法和法治，是教育普及。只有从小教育国民自尊自信，做一个遵纪守法，懂得权利和义务的公民，并且以宪法和法律加以强制保障，国民才能拥有真正的人权，国家的秩序也不会因人亡政息而走向衰败和hunluàn。

    已经受聘帝国大学社会学系的李达也参加了这场论战，并且不出意料地为“二梁”摇旗呐喊。

    李达，这位曾经被视为地方自治主义旗手，却在北京事变之后游历全国，随即宣布“修正观点”，甚而被人si下视为“骑墙派”的学者，在这一刻绽放出了光彩。

    李达明确提出，所谓自由，并非绝对的，不受制约的自由。在西方首先发展起来的自由概念，即所谓li

    ty，指的是“社会中他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地减少到最小限度”，也即是作为个体的人摆脱他人压迫的状态。

    他明确提出，那些攻击自由主义的人所批评的彻底的自由，其实正是**体制之下权力者依靠权力肆意剥夺和侵犯他人自由的状态，而这种所谓的“彻底的自由”，对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个体来说却是“最大的不自由”。反对派们有意歪曲自由的含义，其实攻击的恰恰是他们所拥护的东西。

    他提出，自由是天然权利，人生而自由，这种权利不可放弃，也不可剥夺，除非这些人“违反法律侵犯了他人自由而受到惩罚”。

    李达回顾历史，提出“中国的历史当中，人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处于被奴役的状态”，没有公正的法律，没有平等，也没有思想，语言，工作乃至行动的自由，在不同的朝代之下，只有受奴役程度的深浅，即使是统治阶层的一员，在奴役他人的同时，自己也是更高权力者的奴仆。

    正是这样一个以奴役与被奴役为主要关系的社会结构，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治luàn循环。

    李达指出，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真正的法治，法律不过依附于权力，是一种人奴役人的规则。在这样的社会中，没有人权，只有与权力挂钩的特权。所谓稳定，本质上是依赖于**强权的压迫，是依靠用权威压迫，以愚民思想洗脑来维护人压迫人，人奴役人的制度。而这种制度之下，由于人天然向往自由平等，人对人的压迫和奴役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社会的崩溃，而被压迫者也就变成了暴民，“彻底的民主”之中，人人的自由都无法获得保障，人民也就心甘情愿地渴望新的奴役，以“实现有限度的人权保障”，至少是“生存权”。

    在这种社会状况下，无论革命的口号喊得多么美好，这种制度的内涵都是人奴役人，人人缺乏自由，而社会形态也只能依靠高压维稳，自然也就谈不到大同世界，甚至连基本的稳定都不过是奢望。

    李达进一步指出，早在古希腊与罗马时代，民选政fu已经通过公共立法来保护人权，尽管那个时代的人权自由仅限于少数拥有公民权的自由人，而这些人的财富，甚至可能没有中国传统社会很多时期的中上阶层那么丰富，但他们在人权自由方面却享有更多的保护，而彼此之间也更少会侵犯到他人的自由，可见人权本身是不应该和财富挂钩，也不因民族和国家不同而加以区分的。

    李达认为，在传统**社会中，统治者之所以否定人权，强调特权，是因为他们拥有最大的权力，并且反对一切限制自己权力的障碍。他们否定自己和被统治的人民有什么共同特xing，把被统治者看作猪羊，加以放牧，并且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愚化教育。在这样的社会中，只有统治者暴虐的特权和人民无边的苦难。

    这样的社会，权力主宰一切，也就自然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，所谓的法律只有严苛的刑法和执法者的特权，却毫无对弱者的保护，也根本没有法律的jing神。一切对统治者的束缚，只能寄托于道德，这就好比和虎狼讲道义，让他们不去吞噬猪羊，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。这样的制度，用法律和规则来保护掌握权力的强者，而极力损害弱者的权利，弱者只能被动地接受，或者作为造反者被消灭。

    李达大胆地提出，国家的根基是宪法和法律，而法律的目的却是保护个人自由，而非破坏个人自由。这种保护，首先要明确个人权利与公权力的界限，其次要明确个人自由的行使不得以损害其他人自由为代价。

    在公正的法律体系中，法律对个人和政fu，对领导人和平民百姓要有同样的约束力，政fu不可以随便行事。实现了这样的法治，社会也自然而然地可以实现稳定。反之，依靠权力来维持高压统治，肆意侵犯个体权利和自由，必然引发被压迫者的敌意和反抗，整个社会只能陷入高压维稳和越来越大的反抗这一死循环，最终走向崩溃。

    李达进一步提出，所谓民主也好，**也好，都是实现国民自由人权的手段，不可本末倒置。国民在建国之时选择了君主立宪，这是国民的选择，而政fu也应该尊重国民的选择，也就是要尊重宪政体制，尊重法制，尊重三权分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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