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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太宗继位后，一切程规皆随太祖皇帝，继续维持重典治贪之法令，使得齐国在建国初期五十多年来，基本上保持了吏治清明的局面。

    其实，齐国在立基之初，因为汉洲荒僻，开创艰难，再加上人才匮乏，诸多官吏所操持事务极为繁杂沉重，为此，太祖皇帝许以厚俸，以资勉励。

    随着齐国的工业化迅速推进，经济高速发展，在很短的时间里，整个帝国便积聚了大量的财富，使得国内一片欣欣向荣，繁花似锦，而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薪俸也随之不断增长。

    以秦国访问官员的角度来看，齐国的官俸堪比前宋，让人闻之，无不嫉妒得发狂。

    “齐国京朝官员享有固定月俸，有春冬服，有职钱，有炭蔬车马之补，还有两餐之贴。……又有茶酒厨料之给，米面羊口之给，还有日常公用使钱，外调之薪。外官则别有应际车马之费，亦有役使之资。……即使小官书吏者，也应有茶汤之钱，给薪优渥。”

    然而，纵使这般，人性之私，也难掩其心，贪腐官员，亦会纵死揽财。

    至泰平年间，姑息犯事官员开始冒头，从严治吏，也出现松动，尤其是在近十年，贪腐之案频频发生，但惩治力度却渐显宽泛。

    两年前，郢州（今澳洲纽卡斯尔市）贪腐窝案被人捅破，引得朝堂内外极大震动。

    需知，郢州乃是帝国东南重镇，政治经济核心之所在，可不是什么偏远荒凉的海外领地。

    但就是这种天不高皇帝不远的地方，居然爆发一场波及整个府城的贪污大案，上至民政通判，下至属县经吏，统统被卷入其中。

    涉事官员不仅有世家大族出身的清贵子弟，还有各所知名大学堂毕业的“有为之士”，涉案的总金额也高达二十余万元，让人瞠目不已。

    却未曾想到，这么一起大案，在一年多的侦办和审理后，居然只判决六人有罪，余者皆以事实不清，举证不明的理由轻轻放过。

    “滑天下之大稽呀！”

    《长安纪事》总编曹叔陵将杯中的酒水一饮而尽，然后重重地置于桌上，随即愤愤地说道：“郢州官员贪赃受惠，大兴地方大理寺纵容枉法，此乃人神共愤之事，人人得而唾之。”

    “是呀，治国平天下的宏愿，在诸多官员的内心深处已然变为修身齐家为最终目标了。”长安著名撰稿人、大家祝敬甫冷笑道：“这修身，是修得自己脑满肥肠，这齐家嘛，则是贪得家财万贯，锦衣华宅。若是太祖皇帝尚存于此时，此等贪腐之辈怕是皆会远配苦寒之地，遇赦不赦，身后家族亲眷亦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甚至，罪责深重之人，还会被绞死于市，为万民所唾弃。”

    “吏治不清，贪腐不除，枉法不尽，这时要置我齐国于前明之败境地呀！”曹叔陵痛惜地说道：“内阁诸公、大理寺卿、监察院就无人出来表示异议？难道我大齐朝堂内外皆是沆瀣一气的贪渎之辈？”

    “或许，他们看不到，听不见。”

    “看不到，听不见？……祝兄，你此话可就有些虚妄了！”

    “不是吗？”祝敬甫提起酒壶为曹叔陵倒满酒杯，“升斗小民每日所关注者，无非就是市上的柴米油盐，还有每月辛苦赚的的薪俸能攒下几何，以及家中的妻儿老小能否过上更好的日子。至于官员贪腐，大理寺枉法，朝堂诸公的反应，于他们而言，几无任何关系，何不高高挂起，不闻于事？既然不是民生之大事，判决处置区区几名官员，朝堂诸公哪里还会再起言论，激起风波？如此，便是看不到，听不见。”

    “此为掩耳盗铃矣！”曹叔陵疾色道：“难道他们皆为利益一体，休戚与共吗？”

    “若是此案大办，于官场而言，震动太甚，对朝堂诸公也是有损颜面的。呵呵，那可是毁谤了官员的声名，损害了官员的体统。既如此，何不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，将这场惊天的贪腐窝案影响消散于无形，湮没在故纸堆中。”

    “祝兄，你……，你……这是在尽心为那些贪渎官员说话？”

    “不然呢？难不成站出来大声疾呼，抨击他们的无耻嘴脸，鞭挞他们的卑劣行径？”祝敬甫淡然地说道：“若不然，我要是敢写这些，你敢给我发出去吗？”

    “有何不敢！”曹叔陵大声说道：“当年，太祖皇帝开启民智，创办报纸书刊，就是为了评说天下大事，监督国内不法之行，纠劾政府失政之举。我为《长安纪事》总编，自然要发出民间之声，大家之言，以舆论和风评来针刺纠举贪赃枉法之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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